解决方案推荐
林纾：译界奇人
林纾（1852—1924），字琴南，福建闽县人，是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一个极富戏剧色彩的人物。他不懂任何一门外语，却与二十位合作者一起，在二十五年间译介了九十八位外国作家的一百六十三部作品。仅出版的就达170余部，涵盖小仲马、狄更斯、莎士比亚、斯托夫人、塞万提斯等世界级作家。后人称他为“译界之王”，外国人则赞其为“不懂外语的最佳翻译家”。
独特的翻译方式
林纾的翻译方式堪称中国翻译史上独一无二的景观。他通过听合作者口头表述外文原文的意思，自己即刻组织落笔成文。具体的合作方式是魏易、陈家麟等人先口译，然后由完全不懂外文的林纾根据口述来写译文。钱锺书研究后形容他翻译时速度“也实在是惊人的”，“下笔如飞，文不加点”；更有当时人形容其在翻译时“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限一时许就千言，不窜一字”。1899年，林纾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为近代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一时风行全国。这部译作的成功，开启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翻译生涯。
翻译特点：不“信”而“达”且“雅”
林纾翻译的最突出特点，是译笔优美、文辞雅致。他早年对归有光、方苞、姚鼐的古文进行过深入研究，进入翻译状态后，便用上了“拟古文体”——一种“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这种文体对西方文学进行转化后，译文产生了无穷的魅力。有论者指出，林纾的翻译达到了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标准，特别是达和雅——译文能达意、语言流畅、文辞雅致。也正因此，他被评价为“不'信'而'达'且'雅'”，“美而不忠”的译林典范。
林纾的翻译以归化策略为主。林译小说的文言归化策略、文化本土化改造和政治话语增补，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林译风格”。他在翻译过程中采用增补、省略、缩写和改写等多种手法。钱锺书曾指出，林纾“在其认为原文不完美处，技痒难耐，或增或删，以期笔墨酣畅”。这种“再创作的翻译方式，不仅完全发挥了他的古文造诣，甚至令他能够从容而适当地弥补原著的不足”。
林纾的翻译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其翻译是出于“儆醒人心，反帝救国”的政治抱负。他在《黑奴吁天录跋》中写道：“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他针对不同的作品，运用“政治为灵魂，翻译为实业”的翻译策略，彰显所译作品的“政治性”。
局限与争议：不忠实的“讹”
林译小说的局限也同样突出。最大的问题在于“不忠实” ——漏译、删节和增补随处可见。林纾本人不懂外文，无法直接对照原文，译作中多采用意译，其中又不乏删节。
其次，选材良莠不齐。林译小说中二三流作品译得太多。许多原作者属于“二三流小说家”。此外还有国别和体裁的误注以及后期态度不够严谨等问题。
正因这些缺陷，林纾成了中国翻译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晚清时期的鲁迅、刘半农等人均对他提出严厉批评，钱锺书也指出林纾的翻译是“讹译”的代表。现代翻译界对林纾是否可以称为翻译家众说纷纭。
成因与历史定位
林纾翻译的特点与局限，根植于其所处的时代。晚清是一个“半开放半封闭”的过渡时期。当时中国文学翻译尚未建立“忠实原文”的现代规范，意译是主流。林纾的翻译策略，正是当时盛行的翻译方法的体现。他的翻译之所以成为翻译，是因为“符合当时的规范”。从翻译目的论和文化建构论的角度看，林纾的翻译行为受其性格、思想和时代环境的深刻影响。
从翻译史的角度看，林纾的意义不在于“忠”与“不忠”，而在于他所起的 “媒”的作用。他的翻译不仅引进和传播了西方的先进知识和文化，也扩大了当时文坛的眼界，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批后来的新文学名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郑振铎、钱锺书——几乎都阅读过他翻译的作品并受到影响。钱锺书在晚年重温林译后写道：“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甚至得出“宁可读林纾的译本，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的结论。
最“不忠实”的翻译，却成为最具知识生产力的翻译。这正是林纾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翻译的价值，有时不在字句的精确，而在文化的激活。
下一篇：最后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