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翻译为桥——中俄经典与现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

2013年5月，中国与俄罗斯正式签署《中俄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备忘录》，商定在六年内双方相互翻译并出版对方国家不少于50种经典作品，或双方共出版不少于100种图书。这一由两国政府主导的重大人文合作项目，由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截至2021年年底，中方已翻译出版俄罗斯文学56种，俄方翻译出版中国文学45种；截至2026年，项目累计出版已达104种。十余年间，这一项目以翻译为纽带，架起了一座中俄文学双向奔赴的桥梁。

翻译是项目的核心工程，也是最大的难点

项目启动之初，仅书目遴选就面临巨大挑战。中方俄译书目的确定综合了各方意见，50种首选书目中，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共十余种，基本依照文学史选择有定评的作家作品，其余三十多种当代文学也大体从80年代以来的一线作家中挑选。最终，两国专家组确定了“俄罗斯文库”50卷（古典文学5种、现当代文学45种）和“中国文库”50卷（古典文学5种、现当代文学45种）的书目架构。从古典到当代、从经典到新锐，这种结构本身就要求翻译跨越巨大的时空与文化距离。

真正的考验在于翻译本身。中俄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句法结构、词汇系统和表达逻辑迥异。俄语句法复杂，长句嵌套普遍；汉语则更注重意合与节奏。在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为俄语时，如何让俄语读者理解中国独有的文化意象，是每一位译者必须直面的难题。以“文化空缺词汇”为例——这类词汇承载着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在另一种语言中往往找不到直接对应。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江湖”“道”“气”，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叙事、革命话语，都需要译者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做出审慎选择。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译者不应满足于传达原文文化意象的一般意义，而应把尽最大可能传达原文的文化意象也视为自己的一种职责。

高质量的翻译离不开专业译者队伍的支撑

参与“中俄互译出版项目”的译者都是中国高校的俄语文学教授，他们不仅是俄语翻译家，同时也是俄国文学的研究者。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赵桂莲便是其中代表。她翻译了俄罗斯当代作家阿纳托利·库尔恰特金的《阳光闪耀》——这部作品描述的是当代俄罗斯生活，与她当年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经历相似。“很开心能够成为这本书的译者，这本书的内容让我感觉非常亲切。我一直研究俄罗斯古代文学，能有机会翻译一本当代文学作品，对我而言，是一种特殊的体验。”赵桂莲的感受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能力的体现，更是译者生命经验与文本深度对话的结果。

这种译者与作品之间的“相遇”，在双向互译中同样动人。俄方译者翻译中国作品时，同样需要深入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俄方协调人谢梅纽克表示，项目框架下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涵盖了中国各个时代的优秀作品，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培养俄罗斯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浓厚兴趣，让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翻译的成果正在被读者看见

2016年，项目框架下翻译出版的45种中国文学作品中有5种进入“俄罗斯最受欢迎的10本中国畅销书”榜单。如今，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书店里，李白、杜甫、蒲松龄、莫言、铁凝、余华、刘慈欣等人的作品都被摆在醒目位置，有的书店还设有“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专架。项目成果连续五年入选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精品出版物展”。《北京晚报》对项目成果之一《魔鬼的灵魂》进行了长达43天的连载，证明中俄互译项目已经“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走向千家万户”。

项目之外，中俄文学翻译的生态也在持续扩展。“俄中文学外交翻译奖”的设立进一步推动了优秀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也为培养高素质翻译人才作出了贡献。俄罗斯翻译研究院发起的文学翻译家大会已持续举办八届，每一次受邀参会的中国译者几乎都是各国译者中数量最多的。

翻译的意义不止于语言转换

俄罗斯翻译学院院长列兹尼琴科曾指出，该项目有效增强了俄罗斯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国际合作中，只有与中国的合作最具特殊意义。这种“特殊意义”恰恰源于翻译的本质——它不仅是文字的转换，更是文明的对话。正如严复先生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文学翻译要在忠实与优美之间找到平衡，要在异质文化之间搭建可通行的桥梁。

从2013年至今，“中俄经典与现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以翻译为媒，让两国读者通过文学“看见”彼此。随着第二阶段工作的推进，双方将在儿童文学、传记、戏剧、文化艺术等领域进一步拓展互译的广度与深度。翻译之路仍在延伸，而每一次精准的转译，都是中俄文明互鉴的一次生动实践。

上一篇：中国公民赴俄免签政策

下一篇：游戏汉化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