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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济之：倒在血泊中的笔耕者
在中国俄苏文学翻译的星空中，耿济之是一颗短暂却异常耀眼的流星。他仅活了四十八岁，却翻译了二十八位作家的九十多篇名著，总计七八百万字。他是中国最早从俄文直接翻译俄国文学的先驱之一，也是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戈宝权先生称他是“我国最早和最著名的一位俄国文学的研究者和介绍者，同时也是一位工作时间最久，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为严肃的俄国文学翻译家”。
从俄文专修馆到外交官
耿济之（1899-1947），原名耿匡，字孟邕，笔名济之、狄谟等，上海人。1917年，他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与瞿秋白成为同学。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了俄国文学的翻译生涯。1918年，他试译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克莱采尔奏鸣曲》；同年与郑振铎相识，结为挚友。
1919年，他与郑振铎、瞿秋白等人编辑刊物《新社会》，宣传俄国革命与社会主义。1921年，他与郑振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同年，他与郑振铎以C.T.和C.Z.的笔名合译了《赤色的诗歌——第三国际颂歌》，即《国际歌》——这是《国际歌》最早的中文译本之一。
1922年，耿济之从俄专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旋即被派往苏联，先后在赤塔、伊库茨克、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地任副领事、代理领事，曾会见过高尔基等苏联著名作家。1937年因病辞职回国。抗战期间，他留居上海，隐名埋姓，闭门译稿。1947年，因脑溢血逝世。
翻译理念：从俄文直译的严肃态度
耿济之的翻译，最大的特点是直接从俄文原文翻译。
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几乎全部是转译本——从英文、日文或德文转译而来，且多为文言。这些译本“对原作进行改动或发挥之处颇多，有的译作几近于演述”。耿济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俄国文学翻译的一个根本转折。
1919年，耿济之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最初的译作——托尔斯泰的《真幸福》和《旅客夜谭》。此后数十年间，他译出了大量的俄国文学名著，成为“中国早期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严肃的俄国文学译介者”。
耿济之的翻译以忠实原著著称。以他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为例，该译本“被认为是拥有权威性的中文译本之一，以忠实原著著称，还原了陀氏原文的严肃性与思想深度”。他的翻译不是“演述”，而是严谨的“再现”。
丰厚的翻译遗产
耿济之的翻译版图几乎覆盖了俄国文学的半壁江山：
托尔斯泰：《复活》《艺术论》《克莱采尔奏鸣曲》《家庭幸福》《黑暗之势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白痴》《死屋手记》；
屠格涅夫：《父与子》《猎人日记》《村中之月》；
果戈理：《马车》《巡按使及其他》《疯人日记》；
高尔基：《家事》《俄罗斯浪游散记》《马特威·克日米亚金的一生》《蒲雷曹夫》；
契诃夫：《波里西潘上尉》《侯爵夫人》；
赫尔岑：《鹊贼》。
此外，他还翻译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等作品。
翻译艺术的精妙之处
译例一：《卡拉马佐夫兄弟》开篇——陀氏风格的重现
俄语原文（部分）：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Карамазов был третьим сыном помещика нашего уезда Федора Павловича Карамазова, известного в свое время (да и теперь еще у нас припоминаемого) по трагической и темной кончине своей, приключившейся ровно тринадцать лет назад.
耿济之译文：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地主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这位地主之所以出名（现在在我们那里还常常被人提到），是因为他十三年前突然以一种悲惨而离奇的方式死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句子以长而复杂著称，往往在从句的层层嵌套中推进叙事。耿济之的译文没有刻意将长句拆碎以迎合中文的阅读习惯，而是以“忠实原著”为第一原则，保留了陀氏原文那种沉郁、绵长、在叙述中不断插入补充说明的独特节奏。“悲惨而离奇”对“трагической и темной”——“темной”直译为“黑暗的”，耿济之译为“离奇的”，精准地捕捉了陀氏笔下那种既神秘又令人不安的氛围。这一译文被公认为“中文世界最佳译本之一”。
译例二：《复活》——开篇的冷静与沉重
托尔斯泰《复活》的开篇以对春天景物的冷静描写，反衬出监狱的压抑。
俄语原文（部分）：
Как ни старались люди, собравшись в одно небольшое место, — изуродовать ту землю, на которой они жались, как ни забивали камнями землю, чтобы ничего не росло на ней, как ни счищали всякую пробивающуюся травку, как ни дымили каменным углем и нефтью, как ни обрезывали деревья и ни выгоняли всех животных и птиц, — весна была весною даже и в городе.
耿济之译文：
尽管人们把大批的人聚集在一个小地方，竭尽全力糟蹋他们所挤居的土地，尽管他们用石头把土地砸得什么也不能生长，尽管他们铲除每一棵钻出地面的小草，尽管他们燃烧煤炭和石油，弄得烟熏火燎，尽管他们砍伐树木，驱逐一切鸟兽——可是，就是在城市里，春天也还是春天。
这是一个典型的托尔斯泰式长句——七个“как ни”（尽管）排比推进，最后以“可是”转折。耿济之的译文以七个“尽管”排比，在中文中重建了原文的修辞节奏。“竭尽全力糟蹋”“弄得烟熏火燎”等表达，既忠实于原文的批判力度，又保持了中文的自然流畅。整段译文读来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沉重感——这正是托尔斯泰式的叙事语调。
译例三：《父与子》——巴扎罗夫的口语化表达
屠格涅夫《父与子》中，主人公巴扎罗夫的语言以直率、略带粗野为特征。
俄语原文（部分）：
— Всякий человек сам себя воспитать должен — ну хоть как я, например...
耿济之译文：
——一个人应该自己教育自己——譬如就像我这样……
巴扎罗夫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的语言充满了叛逆的自信和口语化的直白。耿济之将“сам себя воспитать”译为“自己教育自己”，简洁有力，没有添加任何多余的修饰。“ну хоть как я”译为“譬如就像我这样”——“譬如”略带文言感，与“就像我这样”的口语化形成微妙的张力，恰好呼应了巴扎罗夫这个人物身上的矛盾：一个用最粗粝的语言表达最深刻思想的知识分子。
译例四：《国际歌》——从俄文直译的先声
耿济之与郑振铎最早从俄文直接翻译了《国际歌》。在此之前，《国际歌》的中文译本多从日文或英文转译。耿济之的俄文直译，使中国读者第一次通过原文的语言节奏感受到这首无产阶级战歌的力量。
倒在血泊中的笔耕者
耿济之的翻译生涯，是在极端困厄中度过的。抗战期间，他留居上海，“隐名埋姓，闭门译稿”。有学者称他为“倒在血泊中的笔耕者”。他一生译著达七八百万字，却只活到四十八岁。与他同时代的翻译家相比——草婴活到九十二岁，力冈活到七十一岁——耿济之的生命过于短暂。但正是在这短暂的四十八年里，他完成了中国俄国文学翻译史上最厚重的一批译作。
戈宝权先生说，耿济之是“我国最早和最著名的一位俄国文学的研究者和介绍者”。这句话的深意在于：在耿济之之前，俄国文学是通过英文、日文、德文的“滤镜”进入中国的；在耿济之之后，中国读者第一次通过中文直接听到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的原声。耿济之的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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